弗兰克年轻时在尼泊尔做和平队志愿者。
他雇了一个叫 Birkhaman Rai 的厨师，来自不丹的山地部落。
这个人什么都会：盖茅草屋顶，修闹钟，做菜，补鞋，用牛粪和泥巴糊墙，把一头山羊宰得干净利落，跟当地商人精明砍价而不伤和气。
弗兰克说，这是他一辈子见过的最有才能的人。
但 Rai 一生能赚到的最高薪水，就是弗兰克付给他的那点微薄工资。
如果他生在美国？"他可能会非常成功，甚至极其富有。"
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·米拉诺维奇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数字：全球范围内，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的约一半，只由两个因素决定——你生在哪个国家，以及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。
你努力的意愿、你的智商、你的自律，在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和你无法选择的成长环境决定。
而这些东西，没有任何一项能自己选。
罗伯特·弗兰克，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，想说一个更尖锐的观点：
就算你已经有了顶级的天赋和努力，在赢家通吃的竞争中，最终胜出的那个人，碰巧也是最幸运的。
弗兰克做了一个计算机模拟：10 万名选手，成绩 = 98% 天赋和努力 + 2% 运气，比赛完全公平。
看起来天赋和努力占了 98%，最优秀的人应该赢。
模拟 1000 次之后——
78.1% 的赢家，不是天赋和努力总值最高的那个人。
问题不在于运气比天赋重要。
问题在于，当参赛人数足够庞大时，在天赋和努力的分布顶端，挤满了一群差距微乎其微的人。
这时候谁赢？运气最好的人。
田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：男子百米、跳远等 8 项世界纪录中，7 项有顺风帮助。
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可以用千分之一秒来算，但回报差距可能是几千万美元。
关于运气放大效应，《蒙娜丽莎》提供了最极端的例子。
它在卢浮宫躺了 400 年几乎无人关注。
1911 年，一个意大利维修工下班时把它塞在工作服里偷走了。
盗窃案轰动全球，报纸疯狂转载，意大利人把盗贼捧成爱国英雄。
从那一刻起，它成了"西方文化本身的象征"。
社会学家邓肯·瓦茨翻完这段历史后说：
"我们声称蒙娜丽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画作，因为它具有 X、Y、Z 这些特质。但实际上，蒙娜丽莎之所以著名，只是因为它比其他画作更像蒙娜丽莎。"
我们在事后为成功编造的理由，在事前根本无法预测谁会成功。
有人可能会问：如果运气这么重要，为什么我们本能地拒绝承认它？
这个问题弗兰克回答得很诚实：否认运气，对个体生存是有利的。
通往真正卓越需要数千小时的痛苦练习。
如果一个人清醒地认识到"就算我付出一切，成败最终靠运气"，他很容易就放弃了。
那些相信"只要努力就会成功"的天真乐观主义者，反而能在回报不确定的情况下爆发出惊人毅力。
所以父母教育孩子"一切靠自己"没错，这在进化上是一种更有利的策略。
问题在于，这种对个体有利的幻觉，在宏观层面造成了代价。
成功人士真心相信一切是自己挣的，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财富权利感——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，征税就是抢劫。
结果呢？没人愿意给公共教育、道路桥梁、基础科研买单了。
而恰恰是这些公共基础设施，构成了下一代能"运气好"的底层环境。
弗兰克的比喻是：人类的消费竞争，和雄性麋鹿的鹿角一模一样。
麋鹿为了争夺配偶，进化出了长达四英尺、重达四十磅的巨角。
这对个体赢得交配权有利，但整个种群被它拖累——在树林里行动迟缓，更容易被狼群捕杀。
富人买更大的豪宅，办更奢华的婚礼，争夺最贵的学区房。
这些消费对个体来说是理性的，但合在一起，抬高了全社会"足够好"的标准，所有人被迫花更多钱维持同一相对位置，而幸福感没有任何提升。
数据：美国平均婚礼开销从 1980 年的 1.1 万美元飙升至 2014 年的 3 万美元。
中产家庭为住进好学区每月需工作的时长，从 1970 年的 42 小时涨到 100 小时。
弗兰克把这种自上而下的挤压叫做"支出瀑布"：顶层富人无意义的攀比，像瀑布一样逐级冲刷到底层，每年数万亿美元花在没有人真正需要的东西上。
他的解决方案是累进消费税：不按你赚多少征税，按你花多少。
消费越多税率越高，储蓄和投资免税。
如果通过税收让所有富人同时缩减消费，竞价的相对格局不变——富人们退而买 15 万美元的保时捷而不是 33 万美元的法拉利，但谁排在谁前面，完全一样。
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。
弗兰克反复说这项政策"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痛苦的牺牲"。
但制造法拉利、策划天价婚礼、建造超级豪宅的产业链会萎缩，对这些行业的工人来说，转型不是无痛的。
这不是否定他的方案，释放数万亿用于公共投资的方向是对的，但"无人牺牲"的说法轻率了。
弗兰克一方面论证否认运气对个体奋斗具有适应性价值，另一方面又要求成功者在功成名就后切换为清醒模式，承认运气、心甘情愿交重税。
一个人在奋斗路上花了三十年自我催眠"一切靠自己"，成功后你让他突然反转，这不太像一个开关。
这些张力并不推翻他的核心洞察：现代社会有能力让所有人过得更好，但最应该为此出力的人，恰好是最不认为自己需要出力的人。
迈克尔·刘易斯在普林斯顿毕业演讲中讲过一个实验。
心理学家把志愿者三人一组关进小房间，让他们讨论一个复杂的道德问题。
随机指定一人为组长，三十分钟后，研究者端着一盘四块饼干走进来。
谁吃了多余的那块饼干？
每一次，都是那个刚被随机指定为组长的人。
他没有特别的德行，被选中只是纯粹的运气。
但"领导者"的身份让他觉得那块饼干理所当然是他的。